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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王父亲卢作孚

作者: 2008-05-29 来源:新世纪周刊 点击:

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毛泽东曾有“四个不能忘”的说法:“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侯德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而其中让人不能忘记的卢作孚,却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中自杀。自从1952年2月13日重庆的报纸刊登其自杀的消息后,其名字便从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上消失了。关于卢作孚的死,当时新华社的内参报道上加了“畏罪”两个字。
  84岁的卢作孚次子卢国纪接受本刊专访,对于父亲之死,也只能用别人的版本。
  卢国纪:父亲卢作孚
  “我曾经以为,他已完全被人遗忘了。”
  -口述/卢国纪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自从1952年2月13日重庆的报纸最后一次
  刊登有关我父亲的报道以后,他的名字就从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上消失了。我曾经以为,他已完全被人遗忘了。
  可是在十年动乱期间,社会上突然流传起关于我父亲的传奇故事,使我非常惊讶。1969年,我被关进牛棚,一天晚上,两位“工宣队”队员出乎意料地走了进来,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知道卢作孚,他是好人。”我流泪了。
  1980年,中国共产党为我的父亲作的结论是:“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是的,父亲没有被人忘记,一直都没有被人忘记。
  一代航运大王的成长史
  我的父亲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的一户贫苦人家,从小吃不饱,穿不暖,过着艰辛的生活,这也养成了他勤劳、谦逊的品质。
  父亲1907年小学毕业后,便再也没有进过任何正规的学校。此后,他凭借顽强的毅力和聪颖过人的能力自学了数学、古文、历史、地理、物理和化学等基础知识,又从1910年起,开始深入研究国外一切进步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书籍,并加入了同盟会,以一个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的爱国热情,为推翻封建王朝、拯救中华而奔走呼号。辛亥革命失败,父亲非常痛心,他决定到上海去,学习新知识,寻求救国的办法和途径。
  1914年夏天,父亲离开合川到重庆,搭乘“蜀通”轮顺长江东去上海,时年21岁。这是他第一次乘坐轮船航行在长江上。一路上,他看到来往船只,桅杆上几乎都挂着外国旗帜。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内河航行权已经被清政府出卖给了帝国主义,外国轮船俨然成了长江的主人。于是他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把内河航行权从帝国主义手里收回来,把外国轮船从长江上赶出去!
  从此,这一理想就深刻在父亲心中。
  怀着这样一个理想,1925年夏天,父亲和友人黄云龙创立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从1926年7月23 日“民生”轮开航的第一天起,父亲就做了三件引人注目的事:一是废除臭名昭著的买办制,实行经理负责制;二是彻底改进旅客服务工作;三是取消了船工向旅客索取小费的恶习。他认为,没有一个先进的现代的民族航运业,便不能与帝国主义的航运势力进行斗争,也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929年夏天,长江上游外商轮船公司偷运军火、鸦片入川,沿江各地轮船和码头秩序十分混乱。在整顿川江航运的过程中,父亲感受到外国轮船公司实力的强大,中国民族航业力量的分散。他认为,只有促使所有中国轮船公司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才有能力同外国轮船公司相抗衡。他决定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联合其他中国轮船公司,使长江上游的几十个中国轮船公司化零为整,成为一个足以与外国轮船公司相匹敌的、强大的整体。
  当时,民生公司仅仅拥有三只小轮船,靠这样的实力去争取那些比它强大得多的轮船公司同它联合,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的父亲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挽救民族航运业的生存,满怀信心、不屈不挠地开展了行动。
  从1933年到
    抗日战争前夕,民生公司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航运的格局和面貌,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打捞和改造“万流”轮,开创了在川江险恶河道中打捞大型轮船的历史,也开创了川江轮船修造史上的新纪元;第二件大事是粉碎了外国轮船公司对民生公司的围攻,从此英、日等国的轮船公司再也不敢小看它;第三件大事是创造了长江上游航运史上有名的枯水季节三段航行的奇迹,博得了中外人士的喝彩。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工作中,提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1938年初,他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在武汉,两个月内完成了所有兵工厂和钢铁厂的撤退运输。
  1938年秋天,武汉已沦陷,三万多人员和九万吨重要物资滞留在长江边的宜昌城。这时,通往后方重镇的交通要津川江又快到了不能航行的枯水期,情况万分紧急。父亲镇定不乱,指挥民生船队,采用分段运输的办法,在长江上游中水位仅有的40天时间里,将拥塞在宜昌的待运人员和物资全部运送到了大后方。这次撤退,被父亲的好友晏阳初比喻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1944年,父亲到美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他参观了美国的工厂,特别是造船厂,寻求在国外定造新型现代化船舶的可能性,争取为民生公司战后在更广阔的范围快速发展迈出重要一步,尤其为祖国航运现代化迈出重要一步。
  父亲爱国,1936年曾写下:“我们要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只要学会了他们的技术和管理,便会做出他们的事业。”生前他对祖国的未来有过许多美好的理想,如今已变现实。今天的长江,已变成千里通衢,无数大型客轮和大型船队,正日夜不停地往来航行;今天祖国的千百只海轮,正遍航于全球各地,鲜艳的国旗,在所有的海洋上飘扬。
  三大社会改革试验
  父亲出生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已经明白,要挽救山河破碎的中国,要复兴这个伟大的民族,就必须对整个中国实行社会改革,使它现代化起来。
  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后,父亲认为,中国之所以近百年来遇战争即失败,遇外交亦失败,根本问题在于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关系问题。在这种狭隘的封建宗法关系束缚下,人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生活的核心——集团生活,不是为了一桩事业、一个地方、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为了一个家庭和一群亲戚、邻里、朋友。于是他得出结论:必须建立现代的新的集团生活。
  但父亲并不主张“炸弹式”的社会改革。他曾说:“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从20世纪20年代,父亲便开始从事积极的、和平的、建设性的,也就是“微生物”式的社会改革工作。他一生中进行的社会改革试验有三项:
  第一项是1924年到1925年在成都办的通俗教育馆,馆址设在成都少城公园内。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父亲把一个脏乱不堪的少城公园建成具有当时最完善的现代文化娱乐设施的公共文化场所。在他筹办通俗教育馆的后半期,由于军阀混战的出现,他悟出靠军阀进行社会改革是不可靠的道理,有了兴办实业的设想。
  1927年春天,父亲开始了第二项社会改革试验——建设北碚。父亲担任了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此前,他对嘉陵江三峡早已怀有理想,即要以嘉陵江三峡为基地,进行他的以建立新的集团生活为中心的社会改革的第二项试验,推行一种全新的乡村建设运动。父亲曾经这样阐释这个试验的目的:中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
  经过建设,曾被称为“歹徒的乐园”的小乡镇北碚经济事业和民众教育工作同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三年闻名全川,四年闻名全国,抗战时期,甚至闻名世界。
  第三项是1925年秋天成立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父亲创办民生公司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以民生公司为基础,发展民族航运业和民族工业,建设现代化国家;二是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进行建立现代集团生活的试验。
  父亲把民生公司作为教育来办。他曾说:“办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要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实际上,他所说的“办教育”,远不止培养工作人员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实践他的以建立新的集团生活为中心的社会改革运动。他要求职工时刻想着国家和社会,时刻帮助国家和社会,并十分重视从思想、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训练职工,培养职工树立起热爱祖国、热爱集体、艰苦奋斗、苦干实干、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当时被人们称为“民生精神”。
  不容易被理解的人
  上海《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在他所著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称我的父亲是“不容易被人理解的人”。这个评语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对的。
  父亲不爱做官。1921年,他在成都《川报》任编辑和记者时,以犀利的笔锋出名。当时成都的军阀和省议会争着以高薪聘请他,统统被他拒绝。1924年,四川督理兼摄民政杨森邀请他担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他也拒绝了。
  即便出任,父亲做官时间都很短。他曾于1929年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1936年担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1938年担任交通部次长、1940年担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这些职务,都是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不得已担任的,一旦把最困难的任务完成,他便立即弃官而去。
  关于父亲以及我们家艰苦朴素的生活,很少有人知道。父亲和母亲,从来都穿粗布衣服。在创办民生公司以前是如此,创办民生公司以后也是如此,甚至在我的父亲担任交通部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以后,也仍旧如此。
  我们家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屋和土地,住房都是租的或向民生公司借的。抗战时,有一阵我们住在重庆红岩村,四间房,共约40平方米,一家七口人生活在那里,虽然很拥挤,可这已是我们家有史以来住得最宽、最好的房子了。家里没有衣柜,更没有沙发,甚至连方凳也只有几张。平时只有四五个人在家吃饭,还可以勉强凑合着坐下吃,一旦全家都在家吃饭,就只好有的站、有的坐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的父亲最喜欢让全家人都站着吃。
  我们的饭菜也很简单。在我们幼年的时候,由于家境太贫穷,不用说吃好,连吃饱都很困难。后来父亲的工资多了一些,每月有了六七十元,我们吃得还是很简单。什么鸡呀、鸭呀、鱼呀,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一点,平时有点肉吃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家从来就是靠父亲的工资生活。他在民生公司的工资并不高,还比不上普通船长。兼任几十家企业董事长所得的 “舆马费”,父亲全都捐给了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不仅如此,在他担任交通部次长时,也不领全国粮食管理局的工资。任何时候,都只领一份工资。
  我们家的家庭负担却很重。除了我们五个孩子在读书,父亲还要补助伯父母、叔父母的生活费用。为了节省,我们全家人的衣服,绝大部分是我母亲亲手缝制的。此外,母亲还要做手工活去卖,收入所得用来弥补家用。
  父亲公而忘私。他是民生公司总经理,但家里所有人,凡坐民生公司的轮船,必须照章买船票。民生公司在重庆石板街设有招待所,父亲在城里办公,午饭和晚饭都在这个招待所里吃。他吃了饭,一律照实付钱,记在账上,按月从工资里扣除。甚至常常为公家的事,招待客人吃顿便饭,也都记在自己的账上,不让公家负担。
  父亲在交通部工作,或在全国粮食管理局工作,或民生公司担任总经理时,由于家住在城外,公家都为他配了专车,但他从未让家里的任何人单独用过这些车。
  1952年2月8日,父亲在去世时留下了简单的遗嘱,是写给我母亲的,内容为:“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这就是我的父亲。
  1952年:生死谜团
  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卢作孚死因及其经过,坊间有着不同版本的说法,“航运大王”之殁成了一个谜
  -口述/卢国纪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年2月8日,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
  是一个无限悲痛的日子。这一天,我们的父亲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逝世了。
  三天后,我得到了父亲逝世的消息。当时我的脑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震昏了,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建国抱负尚未施展
  1950年6月15日,父亲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京期间,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曾多次约见我的父亲,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交通问题、航运问题进行长谈。有一次,凌晨两点钟,周总理给我的父亲打来电话,要立即约见他,接着便派车来把他接去,一直谈到天明。
  父亲还两次参加毛泽东主席举行的便宴。便宴上,父亲都与毛主席同席,并且紧挨着毛主席。
  在这期间,我的父亲同周总理商讨了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问题。1950年8月10日,我的父亲与交通部部长章伯钧签署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这样,民生公司即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后来,毛泽东主席说:公私合营“要学习民生公司的榜样”
  周总理曾两次力邀父亲担任交通部的负责工作,留在北京。父亲先是表示回重庆处理和解决好自己创办和经营几十年的民生公司一些遗留问题,进行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的尝试。
  在父亲1950年10月初返抵重庆起,到1952年年初为止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曾多次应邀前往北京参加会议。 1951年春,还曾到川南去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土改运动。通过这些会议和运动,他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切。
  1951年9月4日,父亲又应邀去北京开会,并同中央有关部门最后商定民生公司公私合营问题。这一次,周总理再提出,希望他担任交通部的负责工作。父亲同意了,并于1951年12月20日由北京回到重庆打算处理完事务回京任职。
  那时,民生公司在长江的航运已全部恢复正常,承担起了繁重的运输任务;由上海到华北和东北的沿海航线也已恢复;留在香港的轮船,已全部回到国内。几个主要的、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所必须解决的交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唯一困难的经济问题,也在政府的帮助下,正在逐一解决。
  我们五个子女都在外地,平时家里就只有父亲和母亲,带着两个孙儿孙女。那时家里客人很多,家庭开支比较大。父亲的工资并不多,还得按月扣还姐姐出国治病和学习时从民生公司借的旅费,家庭经济情况因此紧张起来。临近春节,我决定将自己的一点储蓄连同年终双薪凑足两百元寄回家去。1月下旬,父亲匆匆给我写了一封短信,代母亲询问钱是否寄出。这封信也许就是我的父亲写给儿女们的最后一封信了。
  这个春节,是父亲一生当中所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但他没有在家中度过,而是带领一批民生公司的人员到丰都处理沉船的事去了。正月初二,也就是1952年1月28日,父亲飞往北京,商讨要务,1月30日飞回重庆。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9天后,父亲竟不幸逝世了。
  死因多说
  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父亲去世的原因、经过,民间有着不同版本的传说。“航运大王”之殁,成了一个谜。
  我的弟弟卢国纶曾在一家媒体上口述了父亲去世的三个直接原因:民生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 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触礁沉没,以及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的“五反”动员大会。大意如下:
  建国初期,民生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收支失衡,员工发不出工资,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父亲为此甚感担忧。195 2年初,中央决定给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父亲,原因甚不可解。因此,父亲至离去也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忧心如焚。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2月6日父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对于父亲来说,这一事故无异于雪上加霜。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问题,父亲被特别安排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父亲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父亲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父亲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父亲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 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
  我的弟弟称,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毛泽东:真可惜啊
  1952年2月11日,我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次日下午两点,我和妻子带着孩子赶回重庆家中。母亲、弟弟和姑母都在家里等着我。父亲的灵柩停放在客厅。他的面容安详,栩栩如生。
  父亲是2月8日晚上逝世的。那天晚上,母亲不在家中。当母亲回来时,发现父亲已经昏迷不醒,连忙打电话通知民生公司。民生公司一个负责人带了两名医护人员来,给我的父亲注射了强心针。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当晚既没有及时送医院,也未从医院请医生来,而距离我家不到100米,就有一家医院!
  父亲逝世后的第二天上午,政务院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代表前来我家看望。父亲的生前好友张澜和黄炎培,从北京发来了唁电。国内外媒体也迅速刊登了父亲逝世的消息。
  民生公司总公司的职工和许多轮船上的船员在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自动降了半旗。不少职工和船员,父亲接触过的或者没有接触过的,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流下了眼泪。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时,都感到十分惋惜。1952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的上午,在首都隆重的庆典开始之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曾对张澜说:“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主席和黄炎培在谈到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举出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周总理在我的父亲去世后,不止一次地询问了家属的工作情况,对我们一家给予了深切的关心。特别是在父亲去世后不久,在政务院讨论民生公司公私合营问题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周总理对我父亲的一生做了高度评价,称他不仅为祖国的交通运输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作出了贡献,使我们全家非常感动。
  父亲的一生,艰苦朴素,从不为己,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没有为自己谋过私利。他没有财产,没有储蓄,没有片瓦,没有寸地。他给自己的儿女留下的只有他那热爱祖国、忘我工作、艰苦朴素的光辉形象。
  历史沉沦中的民族资本家命运
  研究者认为:政治上的猛烈批判,使得几乎所有资本家都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自杀并非偶然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作孚的死与‘三反’、‘五反’运动是
  有直接关系的。”对于“航运大王”卢作孚的死因,研究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认为,像卢作孚这样的人到建国以后,在社会大潮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比较大的沉沦过程。这和中共中央的改造政策和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是时间早晚和冲击力度大小的问题。
  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刘少奇等明确提出:“全国政权到手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事实上,在经济领域里仍在继续实行团结资产阶级的政策,直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发生。 ”杨奎松说。1950年下半年,伴随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战争和社会的需求都急剧增加,从而刺激着国内的生产和贸易的规模也都相应迅速扩大起来。
  杨奎松认为,一方面政策宽松,一方面需求猛增,私营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但是,由于新政府极大地控制了生产原料和生产产品的购销渠道,行政权力广泛介入经济生活之中,大宗订单基本上只能来自于党政军等政府部门,不可避免地促成了权钱交易的泛滥,使原本在进城后已经比较普遍发生的贪污腐化现象进一步凸显了出来。中共中央不得不马上从1951年冬天起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大规模的“三反”运动。
  “由于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认定:造成贪污、浪费的最大的祸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及其腐化影响的侵蚀,于是,本来是一场反对党自身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转瞬间就扩大到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去了。”杨奎松说。
  杨奎松认为,“三反”、“五反”运动对中国的资本家阶层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这不仅仅表现在私人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中地位的急剧衰落,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资本家作为一种社会身份成了过街老鼠。“运动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揭发检举声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人人自危,纷纷写‘坦白’,做‘交待’。”在政治上的猛烈批判,使得几乎所有的资本家都不能不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像卢作孚这种从建国之日起就积极拥护共产党,自认为早已改变了资本家身份的爱国企业家,其心理上自然很难承受这样一种冲击,更不要说被冤枉了。当年运动初期所以会有大批资本家像卢作孚一样走上了自杀之路,绝非偶然。”
  “运动的发展及其后果是中央始料未及的。”杨奎松介绍称。刚刚进入1952年2月,各地就已经发现“三反”、 “五反”对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银行不愿贷款给资本家;私企不买货,也无心卖货;各地出现大批人员失业的情况等等。中央很快开始调整政策,改变对资本家的态度,要求各地重新恢复团结资本家,给资本家订单,使其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真正挽回资本家们已失去的社会地位及其对前途的信心。随后很快到来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则迅速导致了中国一代资本家阶层彻底的消亡。”杨奎松说。
  在杨奎松看来,卢作孚的死以及由此所反映出来的建国初期资本家阶层的命运是件吊诡可悲的事情,为此付出的牺牲,实在太大。“当年我们通过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和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把资本家这个阶层剥夺了,消灭了。而改革开放后,事实上又重新扶植培养起一个新的资本家阶层。当年我们毫不留情地中断了一个即将完成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却又重新开始这样一个过程,牺牲和浪费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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